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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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显然,书和读书是两个话题。
“诗书之泽”“弦诵之声”一直都是清雅脱俗的象征。但作为一种介质,从远古到现代,书的存在从来都包含着潜在的经济行为。
书刚出现时,其原材料一直都具有经济学所说的“稀缺性”——古埃及的纸莎草,写佛经的菩提树叶,中国古代的龟壳、竹简、丝帛,还有欧洲的羊皮纸……稀缺产生价值。因此,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,书的拥有者一定是有身份的人,藏书不仅是知识的象征,也是财富的代表。
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,书本成为一种普及物,读书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,随之形成了社会化的阅读。由此,读书改变了文明的传播方式,并塑造了新的文明。
恰如一首清诗:“我要寻诗定是痴,诗来寻我却难辞。今朝又被诗寻着,满眼溪山独去时。”
二
旧时劝人读书,总拿“黄金屋”“颜如玉”之类来说事儿,现在则流行一些愈趋驳杂的新名词——“信息的象征等价物”“知识的客体或者符号”“情感的文字洪流”……如果让我选择,我更愿意相信读书是人类特有的优质基因,也是唯独人类才能拥有的快乐。
人是文化的创造者、体现者、继承者,而书本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。那些篇张页码间蕴含的“情绪价值”是非物质的,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种美学感知和体验。
想起一个“旗亭画壁”的典故。唐代大诗人王昌龄、高适、王之涣是诗友亦酒友。一个下雪天,三人约在一个叫旗亭的酒馆“赊酒小饮”。这时,“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,登楼会宴”,三位寒酸的诗人只能“避席偎映,拥炉火以观焉”。
少顷,梨园之人乘着酒兴开始唱曲儿。挤在角落的诗人们一听,词曲多出于自己笔下,便来了兴趣,打赌谁的作品传唱为多,谁就获胜。三人边听边用筷子在墙壁上划道计数,虽酒冷羹残也不亦乐乎……
诗书为生活增加了色彩,是对平淡凡俗人生的一种弥补和平衡。所以,描写读书人潇洒风流之韵、纵横剑气之风的逸闻传奇,一直为市井百姓津津乐道。与此同时,浓缩着民族文化传统的成语中,直接与书相关的亦在百个以上,如书功竹帛、开卷有益、手不释卷……
一位外国诗人如是评价唐诗:“这些文字被时代和目光反复筛洗了千年,非但不模糊,居然愈发清晰。穿越了数千年,它又追上了今天的我们。”
拥有这样美好诗书的民族,对书的热爱注定是流淌在血脉中的。
“田可耕兮书可读,半为农者半为儒。”这是在一个农村祠堂里看到的对联,读后令人怦然心动。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耕社会,先民们对读书的敬意和向往,将“农者”与“儒者”融为一体的情怀,无疑是用诗意的情感讲述着“书香中国”的记忆,构成一个国家文化的标识。
三
“古人制字鬼神泣,后人识字百忧集。”如龚自珍所忧,书从诞生之时起,所扮演的角色常常在发生变化。
五代的后汉,官员之间发生过一次争论。一个说:“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,安用毛锥!”另一个管财政的辩曰:“无毛锥,则财赋何从可出?”在他眼里,毛笔的作用也不过是记账之用。
遗憾的是,这位官员嘴中的“长枪大剑”并未能如他所希望的“安邦定国”,这个政权前后仅仅存在了4年。
就连孔子的学生子路在某次饱餐后也感慨道:“有民人焉,有社稷焉,何必读书,然后为学?”大意是说,有了人、土地和粮食,还读什么书?
如果说,在书籍抄写、传播、保存都十分困难的古代,人们发一些“读书无用”的牢骚尚可理解的话,那么,在印刷出版传播技术高度现代化的今天,眼看书籍成了平常之物,读书反而成为一种奢侈,就有点让人无语了。
不可否认,现代科技已经让我们拥有了获取信息更便捷的渠道。但是,科学研究表明,人的大脑将为此付出“转换代价”——在享受到科技慷慨赠予物之时,我们的深度阅读和思考能力也在退化。
《颜氏家训》里说:“若能常保数百卷书,千载终不为小人也。”这个说法当然非常迂腐,但是我还是笃信,人生百态,虽趣味各异,“苦乐相生”的读书肯定是一种最简单、最有益、最可持续的情趣了。
是的,漫漫人生,不是任何事情都有保证,但命运永远会留给我们一个自己可以选择的快乐——读书。(郑蜀炎)